‍

1940年代起，抗生素研發迅速發展，陸續發現青黴素（Penicillin, Penicillin G）、頭孢菌素（Cephalosporin, Cefalexin）、四環素（Tetracycline, Tetracycline）等全新類別，奠定現代感染治療的基礎。然而，自1980年代起，研發進入停滯期，重點轉向結構優化（structural optimization），缺乏全新機轉的抗生素問世。

‍

2000年後，隨著多重抗藥性（Multidrug-Resistant, MDR）細菌日益猖獗，包括產超廣效型β-內醯胺酶的菌株（Extended-Spectrum Beta-Lactamase, ESBL）、碳青黴烯抗藥腸道菌（Carbapenem-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, CRE）以及碳青黴烯抗藥鮑氏不動桿菌（Carbapenem-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, CRAB），市面雖推出如利奈唑胺（Linezolid）、達托黴素（Daptomycin）等新藥，但多針對革蘭氏陽性菌（Gram-positive bacteria）治療，而對革蘭氏陰性菌（Gram-negative bacteria）的效果仍相對有限。

‍

近十年來，抗生素研發陷入困境，主要挑戰包括：革蘭氏陰性菌具備雙層膜屏障與外排幫浦，降低藥物穿透與作用效果；新藥靶點與既有藥物高度重疊，缺乏全新作用機轉，難以克服現有抗藥性。此外，處理高度抗藥性菌株需在高生物安全等級的實驗環境下進行，大幅提高研發風險與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抗生素屬短期療程，用藥時間短、市場回報低，進一步降低製藥公司投入意願。目前新藥研發多以舊藥合併β-內醯胺酶抑制劑（beta-lactamase inhibitors）為主，例如 Avibactam sodium 結合 Ceftazidime，雖亦有如鐵螯合穿透機轉的 Cefiderocol 等創新設計，但整體而言，仍缺乏真正具突破性的全新藥物類別。

‍

未來的發展方向將結合政策誘因（例如《PASTEUR Act》）、國際合作（如全球抗生素研發夥伴關係 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artnership, GARDP，以及對抗抗藥性細菌加速器 Combating Antibiotic-Resistant Bacteria Biopharmaceutical Accelerator, CARB-X），並導入新興療法：噬菌體治療（bacteriophage therapy）、抗菌胜肽（antimicrobial peptides）、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，以及快速診斷方法如分子檢測與宏基因組次世代定序（metagenomic next-generation sequencing, mNGS）。同時，人工智慧（AI）也將助力於新藥設計、靶點篩選與天然產物探索，期望重振抗生素研發動能，以因應未來抗藥性所帶來的威脅。

‍

‍

抗生素抗藥性是指細菌產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，導致原本有效的藥物失去抑菌或殺菌作用，使感染治療變得困難。這是全球公共衛生面臨的重大威脅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已將其列為「十大健康威脅」之一，並預估到2050 年，AMR 每年將導致多達1000 萬人死亡，衝擊醫療體系、經濟發展、環境保護與糧食安全。抗藥性雖與細菌自然演化有關，但加速產生的關鍵是人為因素，包括抗生素的過度或不當使用（如病毒性感染卻開立抗生素）、畜牧與水產養殖業長期使用抗生素、廢水與土壤中的藥物環境污染，這些行為促使抗藥性細菌迅速繁殖與擴散。。

‍

細菌抗藥機轉主要包括：

1.產生分解酵素（如β-lactamase），使藥物失效。

2.改變藥物靶點，讓抗生素無法作用。

3.降低細胞膜滲透性，阻擋藥物進入。

4.利用efflux pump 主動排出藥物。

‍

臨床上，常見的抗藥性細菌如MRSA（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）、VRE（抗萬古黴素腸球菌）、CRE（碳青黴烯抗藥腸桿菌）、CRAB（多重抗藥鮑氏不動桿菌）廣泛出現，導致傳統抗生素無效，增加住院天數與死亡風險。

‍

有效防治抗藥性，需落實「一個健康」（OneHealth）理念，從人類醫療、動物用藥與環境治理三方面協同介入，並推動抗生素合理使用、感染控制與新藥開發，以減緩抗藥性的持續蔓延。

‍

1940年代起，抗生素研發迅速發展，陸續發現青黴素（Penicillin, Penicillin G）、頭孢菌素（Cephalosporin, Cefalexin）、四環素（Tetracycline, Tetracycline）等全新類別，奠定現代感染治療的基礎。然而，自1980年代起，研發進入停滯期，重點轉向結構優化（structural optimization），缺乏全新機轉的抗生素問世。

‍

2000年後，隨著多重抗藥性（Multidrug-Resistant, MDR）細菌日益猖獗，包括產超廣效型β-內醯胺酶的菌株（Extended-Spectrum Beta-Lactamase, ESBL）、碳青黴烯抗藥腸道菌（Carbapenem-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, CRE）以及碳青黴烯抗藥鮑氏不動桿菌（Carbapenem-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, CRAB），市面雖推出如利奈唑胺（Linezolid）、達托黴素（Daptomycin）等新藥，但多針對革蘭氏陽性菌（Gram-positive bacteria）治療，而對革蘭氏陰性菌（Gram-negative bacteria）的效果仍相對有限。

‍

近十年來，抗生素研發陷入困境，主要挑戰包括：革蘭氏陰性菌具備雙層膜屏障與外排幫浦，降低藥物穿透與作用效果；新藥靶點與既有藥物高度重疊，缺乏全新作用機轉，難以克服現有抗藥性。此外，處理高度抗藥性菌株需在高生物安全等級的實驗環境下進行，大幅提高研發風險與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抗生素屬短期療程，用藥時間短、市場回報低，進一步降低製藥公司投入意願。目前新藥研發多以舊藥合併β-內醯胺酶抑制劑（beta-lactamase inhibitors）為主，例如 Avibactam sodium 結合 Ceftazidime，雖亦有如鐵螯合穿透機轉的 Cefiderocol 等創新設計，但整體而言，仍缺乏真正具突破性的全新藥物類別。

‍

未來的發展方向將結合政策誘因（例如《PASTEUR Act》）、國際合作（如全球抗生素研發夥伴關係 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artnership, GARDP，以及對抗抗藥性細菌加速器 Combating Antibiotic-Resistant Bacteria Biopharmaceutical Accelerator, CARB-X），並導入新興療法：噬菌體治療（bacteriophage therapy）、抗菌胜肽（antimicrobial peptides）、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，以及快速診斷方法如分子檢測與宏基因組次世代定序（metagenomic next-generation sequencing, mNGS）。同時，人工智慧（AI）也將助力於新藥設計、靶點篩選與天然產物探索，期望重振抗生素研發動能，以因應未來抗藥性所帶來的威脅。

‍

‍

抗生素抗藥性（AMR）防治目標在於減緩抗藥性細菌擴散、確保治療選項仍具有效性。核心策略涵蓋四大面向：監測、管制、教育與創新。全球防治行動以 One Health（人類、動物、環境） 為核心，由世界衛生組織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, WHO）、聯合國糧農組織（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, FAO）、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, WOAH）推動跨域整合。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，皆已制定「國家行動計畫」（National Action Plan, NAP），涵蓋臨床用藥管理、畜牧業抗生素使用規範與環境監測等面向。

‍

醫療防治：推動抗生素管理制度（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Program, ASP），確保合理用藥、優化劑量與療程。結合宏基因組次世代定序（Metagenomic Next-Generation Sequencing, mNGS）、聚合酶鏈鎖反應（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, PCR）及人工智慧臨床決策支援系統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, AI CDSS）等快速診斷工具，降低不必要用藥與抗藥風險。同時加強感染管制措施，包括手部衛生、隔離政策與環境消毒，防範院內耐藥菌傳播。

‍

畜產與環境：禁止抗生素作為生長促進劑，推動減藥飼養，並監測廢水、土壤與野生動物抗藥性細菌，減少環境抗藥性溢散。食品安全監控亦納入體系，防止抗藥性細菌透過動物鏈反向感染人類。

‍

教育宣導：強化醫護人員持續教育與社會大眾正確認知，減少自行購藥及不當使用抗生素的情況。政府則透過法規管控、公開監測資料及國際合作，提升政策透明度與執行成效。

‍

創新研發：聚焦新型抗菌療法、快速診斷技術及人工智慧輔助新藥開發，並結合政策誘因鼓勵研發投入。透過上述多面向措施，建構長期穩健的抗藥性防治體系，保障醫療安全與公共健康。

‍